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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本站为大家带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历史演变，希望能帮助到大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历史演变
第一阶段(1949年9月—1954年8月)：以法律保障为主要特点。法制主导型是指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以立法方式表现，通过法律推进统一战线工作。1949年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下简称《共同纲领》)规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此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以法律的方式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旨在经过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以建立及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统战工作的法律条款。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这个时期立法制度并未形成，除了《共同纲领》规定政协代行人大的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有制定并解释国家的法律、颁布法令的权力外，哪些机构享有立法权、立法权限有多大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上条例、通则、办法等或者有政协组织法的授权，或者由政务院制定，而且采用法律形式，内容具有法的效力，因此，都可以被视为法律。可见，这个时期的统战工作主要是通过法律来推进和保障。当时的领导人十分重视依靠法律来推进工作。
第二阶段(1954年9月—1989年12月)：以政策统领为主要特点。政策是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制定的行动准则。灵活多变、及时调整是政策的最大特点。
法律保障转入政策主导，最主要的原因是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人民政协不再代行人大的职权。诚如宪法序言中所说：“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宪法序言同时强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针对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对象，党制定了不同的统战政策。譬如，1956年1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确立了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对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政策。1978年11月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将原有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调整为充分信任，放手使用，等等。
此期国家领导人或中央文件在提到统一战线时，大多采用“政策”。例如，1979年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中专门谈到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1982年胡耀邦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讲到统战工作应该抓好的几件事中，就有“狠抓各种政策的落实，包括对民主党派的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以及对归国侨胞的政策，等等。”当然，这个时期还留有“法制型”的痕迹。如1957年1月出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地方工作委员会暂行组织简则》，此外也有制度的萌芽。
第三阶段(1988年5月—2014年10月)：以制度彰显为主要特点。由政策统领转入制度主导主要是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治理由主要依靠政策向开始重视法制转变。
其一，这个时期，进行了大量的建章立制工作，统战制度体系基本搭建完成。从1988年到2005年，完成了政协全部机构(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秘书长、主席会议)的规则。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是政协的三大职能，为确保这些职能的履行，出台了一系列制度，确认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目的、主要内容、主要形式，并规定了保障性的要求。
其二，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中央重要文献看，统战的制度建设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这个时期“制度”出现的频率较高。譬如，江泽民同志就曾指出：按规定应当交政协协商的问题，一定要在决策之前交政协协商，并在协商中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其三，在政协的规范性文件中多次出现了“制度化”的提法。如，1989年1月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1995年1月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2005年2月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6年2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都能看到加强统一战线“制度化”建设的提法。
第四阶段(2014年10月至今)：以法治主导为主要特点。法治主导型是指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依靠“法治”推进。这个阶段始于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通过，标志性事件则是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是第一个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党内法规，也是我国第一个将“统一战线”与“法”连接起来的规范性文件。当然，法治主导型还只是刚刚开始，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建立党领导统战工作的法治化长效机制，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思想上认同统一战线法治主导。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且出台了专门的党内法规，这意味着，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实现统战的依法而治会增强执政的合法性，进而提升执政能力。二是要制定科学的统一战线法律。与第一阶段的法制主导型相同的是，法治主导也要有相关的立法，不同的是更强调立法的科学性，要完备法律体系，进一步明确、具体法律规范，突出针对性、可执行。三是要让“依法”开展统战工作成为主要方式。努力实现依法领导统战工作，依法开展统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历史演变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页。
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这个任务不但必须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53页。
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73页。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45页。
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85页。
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全国人民除此以外，再无出路。被蒋介石政府各项反动政策所压迫、处于团结自救地位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25页。
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37页。
统一战线。我们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本来是不孤立的，后来因陈独秀右倾而孤立了，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左”，先是表现在城市工作方面，不但把自己孤立了，而且到后来在城市简直立也立不住了，只好退到农村。到了农村，他们又有军事斗争方面的“左”和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方面的“左”。他们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伤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当然，我们党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抗战时期我们孤立了蒋介石(如果在抗战胜利以后再孤立他就来不及了)，我们对他采取的是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坚决同蒋介石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这是反右，但如果只斗争而不同他合作，不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改为减租减息，不实行“三三制”等政策，群众就不能理解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实行这些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30页。
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人民大众主要就是农民。我们讲能够胜利，就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1—22页。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43页。
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看看。——毛泽东：同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与会代表的谈话(1951年1月)
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1953年9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92页。
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1953年9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93页。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2页。
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合作来做。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15页。
在整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35页。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把所有的人都包下来。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了。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76页。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06页。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22—223页。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1959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2—13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历史演变
一、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需要团结中华民族的共同力量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华民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长期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全民族的命运岌岌可危。面对强大的外敌，如果没有全民族的共同抗争和一直对外，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从1924年-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在中共“三大”的会议上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树立了以“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为宗旨的新三民主义，这标志着国内革命统一战线的第一次形成。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来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边缘。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国共合作。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和总路线。同时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方面一边引导和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另一方面努力向国民党上层领导集体和军队高级将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纲领和主张，最大程度的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将南方地区的十三个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同时开赴华中抗日前线。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局面基本形成，全民族一同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可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的建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获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五一”口号奠定了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主的基本政治制度
1948年“五一”前夕，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相继发动攻势,并接连取得胜利。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专制制度即将土崩瓦解，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呼之欲出。为了向外界公布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建立新中国的政权蓝图，5月1日在《晋察冀日报》的头版头条刊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随后《人民日报》全文转发了这篇文章。文中提出“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23条政治主张，新中国的怀抱就此向各界党外人士敞开。
随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无党派民主人代表等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纷纷表示响应中共发出的“五一”号召，拥护新政协会议制度。众人还向全国同胞发出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号召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稍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和民主建国会中央也来电表示支持和拥护中共发出的“五一”口号。自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和衷共济、真诚合作的基本政治制度被确定下来，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画卷翻开了新的一页。
四、爱国统一战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7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以阶级斗争时代的终结，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悄然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广泛联盟”。这一科学论断客观准确的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理顺了人们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思想认识。
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提出了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论断，自此爱国统一战线理论正式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爱国统一战线的指引下，按照“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我国实现了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有力的促进了台海两岸经济、文化、技术和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为国家繁荣昌盛与和平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五、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有力支撑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历史工程，特别是中共中央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提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进一步发挥新时代统一战线重要法宝的独特作用，不断扩大党的“朋友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实现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而共同努力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作出了新概括。即：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党委领导而不是部门领导、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这些新的论述，不仅开辟了统战工作新格局，还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统战工作新机制，把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提高到新水平，为今后统战工作的发展指明了重点和方向。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他将“三个重要法宝”赋予了新的含义。一是统战工作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是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二是统战工作是增强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三是统战工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习总书记的概括把统战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是党对统一战线法宝理论的重要发展和延续。
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之间始终保持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所属各级民革组织也始终不会忘却当初所作出的正确选择，始终会坚持与中共中党的政治立场保持一致，始终会坚定不移的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始终会坚持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优良传统不动摇。牢记合作初心，弘扬优良传统，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