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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武，杨勇和杨得志三将军先后率部入朝参战，被周总理誉为"三杨开泰"。本站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朝鲜战场上的“三杨开泰”
1951年2月5日，周恩来在欢送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治委员李志民率部入朝时说：“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来，叫做‘三杨开泰’!”“三杨”先后率部入朝，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国威、军威。1952年7月，杨成武因病奉命回国治疗。之后杨得志、杨勇先后都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
“三杨”从朝鲜战场先后回国后，都被中央委以重任。杨成武历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1958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常务副总参谋长，1966年起，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事组组长(1967年9月起)。“文化大革命”中杨成武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多年。1974年底恢复工作，担任第一副总参谋长，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1977年9月，中央决定杨成武任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前往福建前线主持福州军区军事工作。
杨得志1954年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前往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并兼任战役系主任。1955年后，历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等职。上世纪60年代，杨得志在济南军区组织领导部队进行大练兵，杨勇则在北京军区领导所部掀起大练兵高潮。1964年，他们率军事训练尖子在北京汇报表演，接受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检阅，受到高度赞扬。文革期间，杨得志因所处位置不是中枢，没有像杨成武、杨勇那样受到多年残酷的迫害，但也受到一定的冲击。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杨得志由济南调住武汉，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1979年1月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79年2至3月，他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维护了西南边境的安全。
1958年10月，杨勇回国后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1959年10月，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任职期间，他积极投入到保卫首都安全和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上。“文化大革命”中，杨勇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和迫害，被无休止地揪斗和投入监狱达6年之久。1972年5月，杨勇重新工作，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后任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新疆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在1976年的日益升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乌鲁木齐出现了批判杨勇的大字报，诬陷他是新疆“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但杨勇一直不为所动。1977年9月，杨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三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列席常务委员，协助兼任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主持总参日常工作。此时，杨成武作为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二书记，工作重心在福州军区，平时不参与总参日常工作。杨勇在主持总参日常工作期间，工作卓有成效。1979年2月4日，中共中央任命杨勇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由于“三杨”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突出战功，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在人民军队中的地位进一步突显。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三杨”均被授予上将军衔。而且从授衔时的年龄看，杨得志44岁，杨勇42岁，杨成武41岁，堪称开国上将中的“少壮派”。文革之前，京畿重地北京军区仅有的两任司令员就是杨成武、杨勇，而且还都是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兼任。文革前后，杨成武和杨勇还分别主持过总参全面和日常工作。杨得志则长期在大军区任职，他和许世友是人民军队中担任大军区司令员时间最长的两位高级将领，从1955年至1980年，长达25年。
朝鲜战场上的“三杨开泰”
58年前的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杨勇、杨成武指挥的另外两个兵团先后率部赴朝作战，被称为“三杨”开泰。他们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十九兵团入朝参战
杨得志立下军令状
1951年初，朝鲜战争经过四次战役后，呈现出长期化态势。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在四次战役后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加上人员伤亡、物资消耗很大，急需休整。为坚持持久作战，2月初，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决定调第三、十九和二十兵团作为第二番部队进入朝鲜。
2月5日，周恩来会见了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李志民，给予十九兵团很高的评价。他说：“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来，叫做‘三杨’开泰!”2月25日，第十九兵团所属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军陆续由安东进入朝鲜。
为了确保第五次战役的胜利，4月6日，彭德怀在金化郡上甘岭主持召开了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会上，彭德怀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朝鲜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战略方针，总结了前四次战役的经验，提出了实施第五次战役的方针和部署。此时，第三、第十九兵团刚刚进入朝鲜，按照志愿军司令部的估计，他们到达“三八线”以北地区最快也要在4月20日前后。而新入朝的部队没有与美军作战的经验，是否可以马上作战，也需要审慎处置。在不能确保参战部队在战役打响前到达集结地区的情况下，第五次战役就不能提前发起。会上，身为十九兵团司令员的杨得志态度坚决，向志愿军司令部立下军令状，表示所部一定在4月20日前到达“三八线”以北的进攻出发地集结完毕。作为新入朝部队的司令员和第五次战役的主力部队，杨得志的态度无疑为促成志愿军司令部下决心在4月20日前后发动第五次战役起了重要作用。
4月22日黄昏，第五次战役打响，杨得志指挥十九兵团3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配合，担负右翼突破任务。接到进攻的命令后，六十四军第一师跑步进入冲击出发位置，在预定时间按时发起进攻。六十三军在扫清了临津江西岸的敌人后，冒着敌人密集炮火的封锁，越过无数道铁丝网，突破了位于“三八线”附近的临津江敌人的防御。在第一阶段的作战中，十九兵团共歼敌4000多人。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雪马里地区的进攻战斗中，英国唯一缀有两个帽徽荣誉的“格罗斯特郡团”在十九兵团五六九团三营的重创下损失惨重，团长兼直属营营长卡思被俘。
为了确保第二阶段作战的胜利，志愿军总部决定，以第三、第九兵团负责消灭东线的南朝鲜军，以十九兵团在西线与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配合，实施佯动进攻，牵制西线的美军。5月16日晚，第二阶段的反击作战打响后，十九兵团在西线的作战进展十分顺利，极大地牵制了美军的注意力，有力地配合了东线我军的作战。直至5月20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才清醒过来。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也惊呼：“汉城面临第二次危机!”为挽救“危机”，李奇微集中西线美军第一军在汉城以北向十九兵团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发起了迅猛进攻。在美军全线反扑下，为防止敌人沿公路将我军各个截断，杨得志灵活机动地指挥十九兵团由进攻转入防御，并顺利地进入了指定的防御区域。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朝鲜战争出现了预料中的拉锯局面。对此，魏德迈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说，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此后，朝鲜战局呈现对峙状态，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十九兵团所属侦察支队和第五六九团三营被志愿军总部授予“道峰山支队”、“道峰山营”的光荣称号，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十九兵团在杨得志指挥下为促成朝鲜战场的敌人进入防御阶段立下的汗马功劳。
1952年7月，中央军委调杨得志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9月，已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正式请辞志愿军司令员职务。10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宣布：杨得志任志愿军司令员。抗美援朝，成为杨得志一生中永难忘怀的一段。
杨成武率领二十兵团把美国人重新打回谈判桌前
二十兵团与第三、第十九兵团虽然同为军委确定的第二番入朝参战的部队，但它却是在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才进入朝鲜战场的。1951年6月，敌我双方经过五次大的较量后，力量对比趋于均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为坚持持久作战，粉碎美国假谈真打的阴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6月中旬制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与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坚持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双管齐下，以打促谈。
鉴于第五次战役刚刚结束，第三、第十九兵团因连续作战准备不足，中央军委命令二十兵团迅速进入朝鲜，准备对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美军的挑衅。6月19日，二十兵团所属第六十七、六十八军，在司令员杨成武和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南生的率领下，陆续由安东、长甸河口进入朝鲜。
7月10日，当朝、中方代表与美方代表在开城开始停战谈判后，美国为了在谈判中实施政治讹诈，在军事上发动了所谓有限目的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
面对急转直下的谈判局势，党中央、毛泽东明确提出：朝鲜谈判是长期的。把握的原则是：敌人从战场上夺不来的，在谈判桌上也不能让他得逞。为了把敌人逼回谈判桌前，志愿军组织发起了夏秋防御战役。杨成武指挥二十兵团所属第六十七、六十八军作为参战主力，担负起东线金城以南地区的防御。10月8日，第六十八军在敌情、地形均不熟悉的情况下与敌激战10天，歼敌70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该军还粉碎了敌人以“坦克楔入战”夺取我军阵地的企图。六十七军也毫不逊色，在10月13日至15日的激战中伤亡美军1.7万余人，平均每天伤亡5600余人，创下朝鲜战场敌人一天内伤亡最高纪录。至22日，二十兵团共歼灭敌军2.3万人，击毁敌坦克67辆，击伤8辆。这一仗，极大地提高了我军打坦克的技术与战术能力。夏秋防御战役，迫使美军不得不在10月25日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正如《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的：“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按照干部轮换计划，1952年7月，杨成武因病奉命回国治疗。
杨勇奉命赴朝，为抗美援朝画上“完美的句号”
在杨得志、杨成武相继赴朝参战后，身为“三杨”之一的杨勇却在1951年5月受命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之职;10月，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入朝参战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1953年4月18日，为执行干部轮换计划，中央军委任命杨勇为二十兵团司令员。5月11日，杨勇赴朝任职。
6月中旬，正当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全部协议准备签字时，李承晚公然破坏协议，无理扣留志愿军战俘，叫嚣要单独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针对李承晚的流氓嘴脸，彭德怀提出：消灭伪军1.5万人，给李伪军以严重打击。毛泽东表示同意。但由谁去唱抗美援朝的“末台戏”呢?周恩来提议：“让杨勇去，让‘三杨’开泰嘛!”毛泽东当即采纳了周恩来的提议。
为了打好这一仗，杨勇深入阵地前沿了解地形和敌情。7月13日，金城战役打响。这一仗，作为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两年多来我志愿军阵地防御作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二十兵团投入了5个军的兵力，并配以强大的炮兵，与第九兵团一部协同作战。面对占有地面火力和空中优势的敌人，二十兵团在依托阵地的防御作战中，以劣势装备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歼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置敌于被动地位。金城战役，成为我志愿军从战略防御转向大规模进攻的标志，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战略防御中质的飞跃，有力地促使李承晚作出了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迫使美李军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谈判协议。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在经历了两年多的谈谈打打后，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朝鲜战争宣告结束。金城战役，成为杨勇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仗。
“三杨”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国威、军威。1955年杨得志回国后，杨勇接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职。朝鲜停战后，尽管中朝方面一再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杨勇因此一直留在朝鲜，与朝鲜人民一起为实现外国一切军队撤出朝鲜而努力。1958年2月5日，朝鲜政府再度发出声明，要求从南北朝鲜全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支持，志愿军总部于1958年2月20日发表声明：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10月24日，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率领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26日，凯旋的将士们在北京火车站受到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迎接。周恩来称赞杨勇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朝鲜战场上的“三杨开泰”
最早提出“三杨开泰”这一说法的，是周恩来总理。
1952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会见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李志民时说：
“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来，叫做‘三杨开泰’!”
而杨得志上将，也成为“三杨”之中，最早入朝作战的将军。
杨得志上将率第19兵团入朝后，盯死“联合国军”弱点，扬长避短，在天德山、马良山和上甘岭战役中，顽强阻击敌人，重创敌军。
针对“联合国军”火力强大的特点，杨得志上将将冀中地道战运用到抗美援朝作战前线，依靠坑道工事抗击敌军重兵进攻，实行积极防御。
彭德怀总司令对此十分赞赏：“这是一个创造。我就不信，他美国人能把地球给砸穿!”
第五次战役后，杨得志上将调至志愿军司令部，协助彭德怀总司令指挥作战，先后组织了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和1953年夏季的战役反击，取得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和“金城反击战役”的伟大胜利。1954年11月，杨得志上将担任志愿军司令员。
而就在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杨成武上将根据中央军委轮换作战的原则，奉命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并担任司令员，入朝作战。
在志愿军组织发起了夏秋防御战役中，杨成武上将指挥第二十兵团担任东线金城以南地区的防御，在敌情、地形均不熟悉的情况下，与敌激战10天，歼敌7000余人。
在10月13日至15日的激战中，第67军伤亡美军1.7万余人，平均每天伤亡达5600余人，创下朝鲜战场敌军天均伤亡最高纪录。第二十兵团共歼灭敌军2.3万人，击毁敌坦克67辆。
与杨得志、杨成武两位上将相比，杨勇上将入朝较晚。虽然人不在朝鲜，但杨勇上将天天盯着朝鲜地图，不断思索，熟记朝鲜地名，为入朝作战做准备。
结果，杨成武上将因病回国，毛泽东主席亲点杨勇上将入朝作战。临行前。毛泽东主席风趣地说：
“再送一个羊(杨)到朝鲜，美国佬就彻底认输了。”
好饭不怕晚!杨勇上将最后一个入朝作战，却一下指挥5个军，打了入朝作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仗——金城战役。
金城战役，杨勇上将指挥5个军15个师的兵力，配属了7个炮兵团、坦克20辆。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为1：3;火力对比为1：7，在主攻方向上，志愿军火炮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08门，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的标准。
结果，这一仗打下来，美国人即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三杨开泰”，打出了和平!